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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叶比诺什:不知道终点的行走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09年07月08日 16:51
在爱情里,比诺什是一个勇士。可她说:“比起与人恋爱,在艺术里爱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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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诺什说,她喜欢自相矛盾而又奇异统一的中国,就像她既喜欢气功和老庄哲学,也喜欢贾樟柯的先锋电影;就像她喜欢她自己。
比诺什说,她喜欢自相矛盾而又奇异统一的中国,就像她既喜欢气功和老庄哲学,也喜欢贾樟柯的先锋电影;就像她喜欢她自己。

 

  □《LENS.视觉》张悦 / 文
  朱丽叶比诺什,这个名字,让人想起的是巴黎新桥上患有眼疾的流浪女画家,是在痛失丈夫女儿后勇敢寻爱的音乐家遗孀,是在大漠中历尽战争磨难的护士,还有小镇上用自制的巧克力温暖人心的女神……
  ——但是,那些只是银幕上的朱丽叶比诺什;确切地说,是她的某些碎片。画布上、舞台上、文字里,还存在着另外的朱丽叶比诺什。
  可她说那些都不是她。
  上海春天的晚上,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朱丽叶比诺什,法国银幕女王,像个孩子一样快乐地挥着手,露出特吕弗一定会爱上的笑容。平静,温暖,柔软。当这个女人在46岁的年纪突然出现在你面前,那闪烁着静谧光辉的笑容,让人想起的,不是任何一个演员朱丽叶比诺什在银幕上塑造的角色,而是特吕弗在《朱尔与吉姆》中幻想迷醉过的亚德里亚海中小岛上的那座石像。

  一旦进去了,就想逃出来
  朱丽叶比诺什拥有波兰血统,1964年生于巴黎一个文艺之家。父亲让-马利比诺什是剧院的经理兼导演,还是个雕塑家。母亲莫妮克斯塔莲是大学文学教师,当过演员。朱丽叶从小就渴望银幕生涯,后来,她被大名鼎鼎的法国国家戏剧学院录取。
  “这学校很难考,但一旦进去了,就想逃出来。我只在那儿呆了几个月,我忍受不了当学生的滋味。”在后来的生活中,她也一次次重复着出逃的经历。
  18岁那年,她第一次出现在大银幕上。在帕斯卡尔卡内导演的一部没什么名气的《自由美人》中,扮演了一个配角。演员生涯的最初几年,她得到了所有演员艳羡的机会。1985年,她在戈达尔的《向玛丽致敬》里露了一下脸;同年,她主演了安德烈泰西内的《激情密约》。又过了两年,菲利普考夫曼根据米兰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让她一举成名。
  回顾比诺什多年来的电影作品,与其说她是一部又一部地拍电影,不如说她是在与一位位导演相遇、相爱。“我不想当演员,这是我的原则。”她说,“为什么要当演员?我表演,因为这是我与他人相遇,或是反过来与我自己遭遇的过程。如果明天我被告知永远不能再表演了,我一点问题也没有。艺术不是牢牢抓住某样东西不放,艺术是发明。”
  比诺什不止一次说过,她对电影成品的兴趣,远不及与导演在交流中摩擦出的火花。“我喜不喜欢这部电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没有在电影中做到最好。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与好的导演合作时,他们会怎样启发我。”

  朱丽叶的爱情主题
  在观众心中,比诺什是月亮女神,暗夜里的光辉令人心旌荡漾。
  在艺术里,她是太阳,时刻燃烧,寻找一切可能的出口喷薄而发。
  但在爱人面前,她却是难以捉摸的海王星,轻则蛊惑迷乱,重则耗尽爱情。
  与才子雷奥卡拉克斯的相遇,让她体验到爱的强烈与危险。他们相爱的那几年里,除了在自己爱人的镜头前,她无暇把爱分给银幕。《坏血》和《新桥恋人》之间隔了五年,这是比诺什在事业上最悄无声息的五年。
  《新桥恋人》融资几度受挫,屡屡超支,比诺什对这部电影的信心却没有动摇。她亲自为这部电影设计了海报,还写信给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申请拍摄经费。因为遭到拒绝,比诺什从此再没给密特朗好脸色看。就像故事中患有眼疾的女画家和跛腿流浪汉的爱情一样,太浓烈的东西只能存在于瞬间,电影上映了,恋人却散了。
  《新桥恋人》之后,卡拉克斯用了七年才振作起来,《波拉X》的糟糕口碑让他继续沉溺。比诺什却用截然不同的方式继续着爱情冒险。1993年,她生下了儿子拉斐尔,孩子的父亲是潜水教练安德烈阿勒。
  拍摄《屋顶上的轻骑兵》时,马背上的艰苦经验,阻止不了她与男主角奥利维埃马丁内兹坠入爱河。没多久,马丁内兹却因无法承载比诺什沉重的爱情,挥袖而去。
  1999年,她在《史诗情人》中扮演乔治桑,与缪塞爱得火热。生活中,她与缪塞的扮演者、比她小十岁的贝努瓦马吉梅相恋,当年12月生下了女儿汉娜。
  比诺什一生的爱情主题,就像舞剧《我之深处》提出的那个终极问题——“你敢爱吗?”
  2006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她挽着名不见经传的阿根廷导演圣地亚哥阿米戈莱纳的手臂,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她是他的电影处女作《九月的几天》中的女主角,他们是恋人。
  这次来到上海时,比诺什的身边没有那个男人的陪伴。尽管没有情变的新闻传出,人们也能猜到,他们已经不是一对了。她是一个为爱而生的女人,她不可能一边爱着,一边全情投入舞蹈《我之深处》一年半来的排练和巡演。
  爱着,她身边的情人是谁,就不再重要。

  在艺术里爱更容易
  在爱情里,比诺什是一个勇士。可她说:“比起与人恋爱,在艺术里爱更容易。”八岁那年,妈妈给她和姐姐马里昂100本跟绘画有关的书籍。“那时我就迷上了画画,不断临摹书中的名画。在学校里,了解光与物体之间的关系。再后来,电影就俘获了我的心。”
  她在百老汇的舞台上主演过哈罗德品特的《背叛》,获得了美国托尼奖。去年,她出版了一本肖像画册及诗集《眼中的肖像》,里面收录了她给合作过的导演画的肖像、每一段合作期间她给自己画的像,以及她为那些影响过她的导演写下的诗。34位导演的肖像,是她对他们的理解;自画像,则是她对自己当时所扮演的角色的审视。她希望那些画能替她说出她无法在银幕和文字中表达的东西。
  在她笔下,拍摄《巴黎怨曲》时的迈克尔哈内克冷静、漠然、难以接近,执导《隐藏摄像机》时,他却乖戾、惊恐,像是从蒙克的画中走出的人物。阿巴斯在她面前,居然摘掉了他从不摘下的墨镜;安德烈泰西内则无限忧郁哀伤。
  艺术,在她看来并不是一种表达自我的形式;别人耗尽一生追求的东西,在她看来,只是一种介质。绘画、诗歌、电影、舞蹈……介质在变,是因为“要承载的核在变”。也许新的介质可以永远地改变她,也可能不会。
  “我隐隐希望,这个核,也就是信念,最终能够接管介质。”她说。
  的确,做什么并不是她所关心的,她只在乎体验。“表演或者绘画,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它们的共同点就是运动。舞台上,我不是在跳舞,而是在空中作画;画布上,我不是在作画,而是在用笔舞蹈。”

  表演是自由地飞翔
  比诺什喜欢思考,更喜欢谈论她的想法——那些带有哲学色彩的、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和感悟。尤其在拍片时,她希望能对角色的诠释有自己的发言权。她不愿成为任别人摆布的玩偶。
  支配欲强烈的导演遇到她,难免感到领地受到了侵犯。克劳德贝里在执导《烽火一世情》时,干脆把原本属于她的女一号给了卡罗尔布盖——因为比诺什认为,一部分对白跟角色有些脱离,老是提意见。贝里说:“那是我的电影,是我的生活!”而比诺什说:“当一个导演太执迷于自己的电影,噩梦就开始了。”
  她对自由的渴望,《巴黎故事》的导演塞德里克克拉皮斯也深有体会:“同她合作就像开F1——要是驾车技术不佳,结果是相当危险的;但如果你喜欢并且擅于赛车,那感觉就好像在飞翔……”
  那些能给予她自由、随她一起飞翔的导演,最终都成了她演艺生涯中的“贵人”,比如基耶斯洛夫斯基,比如安东尼明格拉。
  “他们都是思想自由开放的导演,喜欢提问,经常修改剧本。他们把演员放到了与他们对等的位置上,让我参与创作。”比诺什说,她决定出演《蓝》中那个音乐家的遗孀,惟一的原因,就是当时她有个好朋友在一场与电影情节相似的悲剧中失去了丈夫和孩子,“我在心里觉得我欠她一些东西,所以我要用主演这部电影的方式去还给她。”
  说到自由,侯孝贤算得上登峰造极。拍摄《红气球》的经历,让比诺什终身受用。“侯孝贤导演的工作方式彻底拓宽了我的视野,解放了我的心灵……”比诺什说,与好莱坞导演喜欢“指导”以及提供解答相反,侯孝贤对演员总是给予充分的信任。他从不对角色进行阐释,一切都是开放式的。他提问,他乐于启发或者鼓励演员将自己的诠释投入到角色中,让演员尽情享受创作的过程。“我在他身上看到道家的哲学,他让我们自己去寻找生活的意义。我从未见过如此开放、如此大度的导演。我想,与他合作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内心的一些东西。”
  一般演员碰到如此开放式的任务,会感到恐惧或者无所适从,但对比诺什而言,这正中下怀。“与侯孝贤合作让人上瘾,”她说,“那是一个危险的世界,但那对于创作很有必要。”
  了却了多年来的中国梦,比诺什又开始兴奋地盘算着未来将与中国发生怎样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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