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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当走云南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09年05月08日 21:55
看来人生就是如此,只要不什么都贪,关键时豁出一头,没有什么愿望不好实现。倘若什么好处都想占,说不定最后全都落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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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网》北京专稿/特约作者 柳萌】我记不住时间和数字。而对于经历过的事情,只要偶然被什么触动,脑海里立刻就会情景浮现。诗人叶延滨在散文《虹》和《一颗最美的翡翠》中,文学评论家李星在给我的信里,都不约而同地谈起汪曾祺、邵燕祥等十几位各地文友,1986年春天那次云南之行,我的思绪遂再难平静。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那是一次愉快的远行,那是一件值得记忆的事情。所以,延滨、李星二位老弟,才会跟我一样总是念念不忘。

  延滨在《虹》和《一颗最美的翡翠》文章中披露,那次作家访问团团长是邵燕祥。其实,这是到了云南之后的事。组团时,中国作协指定两位带队人是党组书记唐达成任团长,书记处书记杨子敏任副团长;随团工作人员是吴桂凤和召明;团员有汪曾祺、张又君、邵燕祥、曹杰、韩映山、朝克图那仁、李星、叶延滨、李锐、毕四海和我。那么,为什么后来团长成了燕祥呢?当时延滨在四川任《星星》杂志主编,北京发生的事情他当然不知道,而这正是我说“值得记忆”的事情。

  这是什么事情呢?中国作家云南访问团即将出发时,中国作协通知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任何人不准请假和无故缺席,听那口气十分严厉和坚定,立刻让人联想政治运动。果然不错。全体职工大会在《求是》杂志社礼堂召开,主要讲话人是当时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的某作家。内容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体怎么讲的已经记不起来了,不过宣布的那些纪律还记得,其中一条是“在职局级以上干部,在此期间一律不准外出”。于是,唐达成、杨子敏肯定是走不成了,访问团其他局级干部都不在职,只有我挂着作家出版社职务,属于这次惟一不准外出的人。可是我又不想放弃这个机会,因为读过的那些写云南的诗文,早就在我的心中形成向往和诱惑。再说我只是个干活单位的所谓负责人,每天就是上班做些具体事情,平日根本没有外出走走的时间,错过这次机会很难再得到。我就直截了当地跟唐达成提出:“这次我一定要去,你就自当不知道,一切后果由我自己承担,上边万一发现和怪罪,检查撤职我都会认,跟作协领导毫无关系。”唐达成见我如此坚决,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是看着我微笑,等于未明确批准我的要求。这也算是达成为政的聪明吧。于是我就擅自作主跟团去了云南。

  既然是中国作协派出的访问团,在当地总会有许多相关活动。而参加活动少不了必要的应酬,应酬又必须得有个头面人物才行。起初还考虑等等唐达成和杨子敏,后来见他们实在无来的可能,从在文学界的威望和个人情况考虑,大家提出让邵燕祥当访问团团长。经过吴桂凤跟作协领导请示后,尊重和同意我们的希望和要求,这样诗人邵燕祥就成了“首领”,带着这群老老少少一拨人走云南。

  云南省方面负责陪同接待的人是云南省作协主席、诗人晓雪。晓雪跟许多人原来并不认识,但大家对于他却不十分陌生——一部评诗人艾青的书《生活的牧歌》,使他早就享誉中国诗坛和评论界。当然,还有他创作的大量诗文。有邵燕祥做团长,有晓雪作陪同,这次的云南之行,肯定会很开心。我当时暗自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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