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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程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08年12月19日 22:49
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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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0年春,我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班同学曹一凡、史康成相约去颐和园。那年春天来得早,阳光四溢,连影子都是半透明的。我们并肩骑车,拦住马路,32路公共汽车鸣长笛,轰然驶过,扬起一阵烟尘。
  曹一凡是同学也是邻居。在“上山下乡”运动大潮中,他和史康成是立志扎根北京的“老泡”。所谓“老泡”,指的是泡病号留在城里的人,为数不多但不可小看——除了有抵挡各种压力的坚韧神经,还得深谙病理知识及造假技术。幸好有他们留守,几个月后我随工地迁到北京远郊,每逢工休泡在一起,读书写作听音乐,被邻居庞家大嫂称为“三剑客”。
  北京近乎空城,颐和园更是人烟稀少。进正门,穿乐寿堂,玉兰花含苞欲放,木牌写着“折花者罚款50元”。在排云殿码头租船,绕过石舫,向后湖划去。一路说笑。后湖更静,唱俄罗斯民歌,召来阵阵回声。我们收起桨,让船漂荡。
  史康成站在船头,挺胸昂首朗诵:“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
  停顿片刻,他继续下去:“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我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郭路生,史康成说。朗读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除琅琅上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就像票友早上吊嗓子。最初喜爱是因为革命加声音,待革命衰退,只剩下声音了。在工地干活吼一嗓子:“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师傅们议论:这帮小子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而郭路生的诗如轻拨琴弦,一下触动了某根神经。
  退船上岸,来到谐趣园。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游廊吹口琴,如醉如痴,专注自己的心事。我又想起刚才的诗句。郭路生是谁?我问。
  不知道,听说在山西杏花村插队,史康成耸耸肩说。
  原来是我们中的一个,真不可思议。我的七十年代就是从那充满诗意的春日开始的。当时几乎人人写旧体诗,陈词滥调,而郭路生的诗别开生面,为我的生活打开一扇意外的窗户。

(二)
  1971年9月下旬某日中午,差5分12点,我照例赶到食堂内的广播站,噼啪打开各种开关。先奏《东方红》。唱片播放次数太多, 嗞啦嗞啦,那旭日般亮出的大镲也有残破之音。接近尾声,我调低乐曲音量宣告:六建三工区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捏着嗓子高八度,字正腔圆,参照的是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标准。
  读罢社论,再读工地通讯员报道。满篇错别字,语速时快时慢,像录音机快进或丢转,好在没人细听,众生喧哗——现在是午餐时间。12点25分,另一播音员“阿驴”来接班。广播1点钟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在食堂窗口买好饭菜,我来到大幕后的舞台,这是工地知青午餐的去处。说是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住”不得已——几十号人睡大通铺;“同吃”就难了,除了话题,还有饭菜差异:知青工资低,可都是单身汉,专点两毛以上的甲级菜;而师傅拉家带口,只买五分一毛的丙级菜。
  头天晚上,在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就在这大幕前,由书记传达中央文件。传达前早有不祥之兆。先是工地领导秘密碰头,跟政治局开会差不多;下一拨是党员干部,出门个个黑着脸;最后轮到我们工人阶级,等于向全世界宣布: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
  说到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以班组为单位。干了一天活,先抢占有利地形,打盹养神卷“大炮”。除了中央文件和社论,还什么都学,从《水浒》到《反杜林论》,这可难为大字不识的老师傅。而知青们来了精神,读了报纸读文件。那些专有名词在烟雾中沉浮。孟庆君师傅啐了唾沫开骂:杜林这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胆敢反对毛主席,先毙了再说。班长刘和荣一听乐了:小孟,学了半天你都没闹明白,人家如今在德国当教授,连恩格斯都管不了。
  插科打诨,政治学习成了娱乐。副班长周增尔(外号“比鸡多耳”)干咳一声,宣布散会。政治学习至少有一条好处:普及了国际地理知识——前天地拉那,昨天金边,如今又是哪儿?对了,温都尔汗。
  我端饭盆来到幕后,席地而坐。林副统帅的幽灵引导午餐话题,七嘴八舌,包括逃亡路线等假设。我开口说话,单蹦的词汇成语流,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我说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直到安智胜用胳膊肘捅我,这才看到众人眼中的惶惑,他们纷纷起身告辞。
  转眼间后台空了,就剩下我俩。安智胜原是十三中的,跟我在同班组干活,志趣相投,都长着反骨。那年头,友情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我们默默穿过大幕,下阶梯,到水池边涮碗。
  回工棚取铁锹的路上,我仍沉浸在自由表达的激动中,再次被“文革”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
  阿开(我在工地的外号),安智胜打破沉默说,你得多个心眼儿。别那么实诚,刚才那番话要是有人汇报,就完蛋了。
  我试图回想刚才说过的话,却无法集中思想。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三)
  1973年一个春夜,我和史保嘉来到永定门火车站,同行的有原清华附中的宋海泉。此行目的地是白洋淀邸庄,探望在那儿插队的赵京兴和陶洛诵。赵京兴是我在北京四中的同学,低我一级;陶洛诵是史保嘉师大女附中的同学。1969年,赵京兴因写哲学书稿被打成“反革命”,与女友陶洛诵一起锒铛入狱,半年前先后获释。
  为筹措路费,我把手表送委托行卖了——好像我们去时间以外旅行。等车时,在一家小饭馆吃宵夜,有道菜很有诗意,叫“桂花里脊”。保嘉和宋海泉聊天,我伏桌昏睡。汽笛声声。
  我们搭乘的是零点开出的慢车,吱嘎摇晃,几乎每个小站都停。凌晨到保定,乘长途车抵安新县城;与宋海泉分手,再搭渔船,中午到邸庄。那是个百十来户的小村,四面环水,村北头一排砖房是知青宿舍,他们住尽头两间,门前有块自留地,种瓜种豆。
  陶洛诵尖叫着,和保嘉又搂又抱。赵京兴矜持笑着,眼睛眯缝,在黑框眼镜后闪光。从老乡那儿买来猪肉鸡蛋,一起生火做饭,香飘四溢。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举杯。百感交集——重逢的喜悦,劫后的庆幸,青春的迷惘,以及对晦暗时局的担忧。短波收音机播放外国古典音乐,飘忽不定,夹杂着怪怪的中文福音布道。在中国北方的水域,四个年轻人,一盏孤灯,从国家到监狱,从哲学到诗歌,一直聊到破晓时分。
  白洋淀的广阔空间,似乎就是为展示时间的流动——四季更迭,铺陈特有的颜色。不少北京知青到这儿落户,寻找自由与安宁。其实白洋淀非避乱世之地。1968年年底,我和同学来搞教育调查,正赶上武斗,被围在县城招待所多日,枪林弹雨。在造反派威逼下,我们硬着头皮参加武斗死难者的追悼会。
  当年学校组织批判赵京兴,流传着陶洛诵的情书中的一句话:“少女面前站着18岁的哲学家……”让我们惊羡不已。赵京兴内向,话不多,意志坚定。陶洛诵正好相反,她天性活泼,口无遮拦,永远是聚会的中心。在邸庄三天,我们常棹船出游。日落时分,湖水被层层染红,直到暮色四起,皓月当空。
  一天下午,我和赵京兴单独在一起,他随手翻开《战争与和平》第四卷开篇,想听听我的看法。那是作者关于战败后彼得堡生活的议论,有这样一段话(就我记忆所及):“但是安定的、奢侈的、只操心现实中的一些幻影的彼得堡生活,还是老样子,透过这种生活方式,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意识到俄国老百姓处境的危险与困难……”见我一脸茫然,他说:在托尔斯泰看来,历史不仅仅是关于王公贵族的记载。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才是被历史忽略的最重要的部分。
  你说的也是中国当下的历史吗?我问。
  历史和权力意志有关,在历史书写中,文人的痛苦往往被夸大了。又有谁真正关心过平民百姓呢?看看我们周围的农民吧,他们生老病死,都与文字的历史无关。他说。
  离开邸庄,我们到大淀头去看望芒克。芒克在小学当体育老师。进村跟孩子一打听,全都认识,前簇后拥把我们带到小学校。芒克刚跟学生打完篮球,汗津津的,把我们带到他的住处。小屋低矮昏暗,但干净利索,炕边小桌上放着硬皮笔记本,那是他的诗稿。
  芒克解缆摇橹,身轻如燕,背后是摇荡的天空。刚解冻不久,风中略带寒意。是芒克把白洋淀、把田野和天空带进诗歌:“那冷酷而伟大的想象/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1973年是芒克诗歌的高峰期。他为自己23岁生日写下献辞:“年轻、漂亮、会思想”。■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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