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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中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08年10月24日 23:03
我平生头一次聚众造反,以失败告终。我悟出权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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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平生头一次聚众造反,以失败告终。我悟出权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


(一)
  1962年夏天,我从小学考上北京十三中。和小学相比,十三中离家远了一倍,我的世界似乎也大了一倍。
  这里曾是康熙皇帝第十五子愉郡王的王府。1925年,载涛把王府长期租给罗马教廷办大学,即辅仁大学。1929年辅仁大学开办附属中学男生部,1952年改名北京第十三中学。我们学校坐北朝南,大门向东开。中路与东路各有四进院。西路有戏楼、长廊、亭台、假山。岁月如男孩呼啸成群,分三路包抄,灵活的小腿伴随咚咚脚步声,登堂入室,最后消失在西边操场的尘埃中。我们教室紧把着操场入口处。我熟知那脚步声——岁月的去向与动静。
  开学头一天,我刚挎书包走进校园就懵了:从那些遮天蔽日的高中生背后,我一眼看到自己的未来——一级级台阶,通向高考的独木桥(下面是深渊),由此进入大学,进入可怕的成人世界。
  十三中是男校,没有女生构成的缓冲地带,本来意味着更赤裸的丛林法则。其实不然。我发现,到一定岁数人开始变得狡猾,用智力与意志取代拳头——那才是成人世界的权力来源。入学那年我13岁,从身体到智力都晚熟,有照片为证——我和同龄的一凡在楼前合影:他人高马大,眼镜后目光自信,喉结突出,唇上一抹胡须的淡影;我比他矮半头,短裤下露出麻秆似的小腿,满脸稚气,眼神迷茫散乱。那是转变之年,我们从不同的小学考进十三中,他在二班,我在四班,就像分组比赛的对手,在决赛前趋近。
  班里有个同学外号叫“大脖子”,智力有问题,连蹲两年班,若无意外还会继续蹲下去。我们在年级升降的排列组合中相遇。他虎背熊腰,胳膊比我大腿还粗,由于脖上箍着石膏圈,得名“大脖子”。他自称是练双杠失手把脖子戳进去的,要长期做牵引术才能复原。我至今还记得他歉疚的笑容,似乎在为他偶然闯入这个世界而深表歉意。
  那时仍在“困难时期”的阴影中。学校食堂没有椅子,大家围饭桌站着吃饭,每餐总是在“大脖子”的歌声中结束。他在建筑工地当过小工,饭量惊人,按粮食定量难以存活。于是他靠卖唱换粮食,每首歌价码不等,从半个馒头到一个窝头。
  “大脖子”嗓音并不好,但他唱得认真,从不偷懒,到了高音区,会从石膏圈中抻出一截苍白的脖子。唱罢,他两三口就把换来的馒头窝头吞下去,再像狗一样用目光乞讨。他唱的歌特别,显然和底层生活有关。尤其是那些黄色小调,成了我们最早的性启蒙教育。
  我们升初二时,“大脖子”由于蹲班超过年限,被校方开除。他将回到苦力的行列,和我们分道扬镳。最后一次告别午餐,几乎每个人都多给他一个馒头。他唱了很多歌,这回不是卖唱,而是为了友情和他自己未卜的命运。唱到动情处,那咧到脖根的大嘴撮成小圆圈,戛然而止。

(二)
  1962年秋,我家来了个不速之客,他是我的表舅在北大荒的战友卢叔叔。
  瑶表舅原是北京空军后勤部的青年军官,个头儿不高,英俊结实,是我童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特别是逢年过节,他身穿深绿军装,佩戴领章肩章和武装带,头顶大檐帽,格外神气。表舅站在楼门口跟我说话,小伙伴们惊羡的目光,让我的虚荣心获得极大满足。他走后,我可把牛皮吹大了,说他击落过多少架美军战斗机。我家从窗帘到小褂,飘飘然,都来自表舅给的降落伞布,似乎为了向全世界证明:他开飞机,我们从天而降。
  1958年早春,表舅转业去北大荒。最后一次来我家告别,那时母亲也正要下放到山东农村。他脱下军装,黯然失色,这让我很难过。我悄悄退出大人的视野,溜出门去。“我会来看你的。”表舅临走对我说,转身消失在我童年的地平线以外。
  卢叔叔的出现,令我暗喜:表舅果然从地平线那边派人来了。卢叔叔是拖拉机手。维修拖拉机,他用铁锤敲打部件,一粒铁屑击中右眼。在当地农场医院治疗无效,转到北京同仁医院。他在表舅的介绍下住在我家。“医生要给我配一只狗的眼睛。”他对我说。这让我有点儿心慌,用狗眼看世界到底会是啥呢?原来是玩笑,医生给他装了一只假眼珠,跟我弹的玻璃球差不多。他常躲进厕所,取出来,放进小玻璃杯冲洗。
  表舅常出现在我梦中,他在冰天雪地指挥千军万马的队伍。跟卢叔叔探听,避而不答,想必那是军事秘密。一天晚上,卢叔叔终于给我讲了个故事。灯光下,他双眼色泽不同,那玻璃眼珠显得过于清澈明亮。“半夜,一只熊瞎子钻进农场库房,翻箱倒柜找食吃。哨兵发现后,我们把它团团围住,先鸣枪警告,它猛扑过来,可惜没击中那胸前白毛的要害部位,只好动用冲锋枪机关枪。它最后倒下了,身上共有39发子弹……”这故事让人多少有点儿失望,但在我讲给同学的版本中,表舅成了这场攻打熊瞎子战役的指挥员。
  那年头,北京黑灯瞎火,肚里没食,早早回家歇着了。而卢叔叔却发现了北京的“上流生活”——戏剧舞台。他人生地不熟,没伴儿,总把我带上。我跟他看的话剧有《以革命的名义》《带枪的人》等,印象最深的是人艺的《伊索》。
  那是深秋的晚上,刚下过雨,一股落叶霉烂味。首都剧场位于王府井大街。玻璃窗高大明澈,如黄昏的晴空;楼梯上的观众,好像正前往另一个星球,其中有个瘦小的男孩,那是我,还有一个戴玻璃眼珠的叔叔。巨型吊灯明亮而柔和,让我有点儿晕眩。随低沉的钟声响起,灯光转暗,红色帷幕徐徐拉开,古罗马的圆柱和台阶出现在舞台上……
  那夜我几乎彻夜未眠。此后着魔一般,我居然能把对白大段大段背下来,并模仿那夸张的舞台腔——伊索附体,我处于半疯癫状态,在同学中宣布:为了自由,宁死也不做考试的奴隶。在课堂上,老师问到水分子式,驴唇不对马嘴,我学伊索的口吻回答:“如果你能把河流和大海分开的话,我就把大海喝干,我的主人……”老师认定我神经出了毛病。
  当年粮食定量有限,连请客吃饭都要自备粮票。由于没缴够粮票,父母与卢叔叔之间出现摩擦。我暗中站在他一边,道理很简单,是他把我带出北京幽暗的胡同,进入一个光明而虚幻的世界——那与现实无关的一切令我神往。

(三)
  初中三年无比漫长,而考试有如一扇扇门,阻挡任何通向永恒的可能。我最恨考试,在我看来,那是人类最险恶的阴谋之一,让孩子过早体验人生之苦。
  我在小学算术就差,上了中学数学课,才知此生苦海无边:除了切割整数,正负颠倒,进而用乘方开方肢解世界,非把人逼疯不可。我完全迷失在数学的世界中。如果说期末考试是最后审判,测验摸底就如同过堂大刑伺候。不过各有各的求生之道,期末考试前一天我连看两场电影,在黑暗中忘却一切。大概由于心理放松,考试成绩还马马虎虎过得去。
  除了数学,再就是俄文难。中苏反目成仇,大多数中学照样学俄文。首先难的是卷舌音,好在北方车把式的吆喝中也有,于是先学赶车再学俄文。在小纸条正反面分别写上中俄文单词,一大早到后海死记硬背。有的用谐音一辈子都忘不了:“星期六”(суббота)——“书包大”,“星期天”(воскресенье)——“袜子搁在鞋里面”,“回家”(домой)——“打毛衣”。到“文革”下一拨改学英文,没正经上课,用谐音只记住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狼来了前面跑!”
  作文课也越来越失去了吸引力,政治开始进入写作。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下,不仅要做好事,还得学雷锋叔叔那样写日记。那天下午,我埋伏在厂桥路口,德内大街由此往北是三四百米的大陡坡。一辆满载货物的平板三轮车上坡,光着脊背的师傅奋力蹬车。我冲过去,从后面弓步助推,亦步亦趋,师傅往后瞥了一眼,点点头。我一直帮他推上坡顶。正赶上旁边是家小饭馆,我请师傅等等,冲进饭馆,用两毛钱买了四个火烧,塞进他手里,弄得人家瞠目结舌。回家我把这段经历先写成日记,再抄在作文本上,第二天交给老师。语文课上,老师让我当着全班朗读。起初我还有点儿得意,越读越羞愧,竟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比做坏事被当场抓获还糟。此后,我再没写过日记。

(四)
  初二下学期进入尾声,期末考试在即。教师食堂开小灶,而学生食堂大锅熬,好在学生食堂每周三换花样,总算有点儿盼头。一个周三中午,学生食堂供应菜包子外加蛋花汤,同学们排着队,喜气洋洋的。
  我端着菜包子和蛋花汤回到教室,与同学们边吃边聊。突然在菜包子里咬到异物,吐出一看,竟是只死蟑螂。我拍案而起,在几个同学簇拥下冲向食堂。盛汤的大师傅正要收工,他含糊其辞,说这事得找食堂管理员。我像丹柯一样举着菜包子,率众包围了食堂办公室。
  管理员老李白皙,尖嘴猴腮,三角眼,负责食堂管理和采购,整天悠闲地骑车穿过校园,满筐鸡鸭鱼肉,均与学生食堂无关。听完我的慷慨陈词,他说:“我看这么办吧,让大师傅再给你换个菜包子。”
  “什么?”我火了,提高嗓门说:“换个包子就行啦?”
  “那你说怎么办?”他平静地问。
  我一时语塞,愣住,转而理直气壮宣称:“今后要检查卫生,改善伙食,并向全体同学公开道歉!”
  “那你怎么证明那是蟑螂,而不是海米呢?”老李反问道。我转身发动群众:“大家说说,咱们食堂在菜包子里放过海米吗?”“没有!”冲老李大叫大喊:“我向食堂抗议!”“抗议!”群情激愤,跟着我喊口号,一时有点儿失控。
  “你还反了?”老李大吼一声,脸色煞白。“赵振开,你一贯调皮捣蛋。我告诉你,你再无理取闹,先取消你入伙资格,我再告到校长办公室,给你记过处分,直到开除。哪个同学跟着他,一样下场!”
  这威胁果然奏效,大多数人散去,只剩下我和两三个同班同学。一想到开除和父母的反应,我也含糊了。那两三个同学不见了,只剩下我和老李僵持,怒目相向。上课铃响,我把菜包子狠狠摔在地上,悻悻而去。我平生头一次聚众造反,以失败告终。我悟出权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蟑螂就是海米;也悟出,要造反,内心必须强大到足以承受任何后果才行。

(五)
  当年在北京中学生中有这么个说法:“八中的会,三中的费,四中的近视眼,十三中的军乐队。”军乐队是十三中的骄傲。那些铜管乐器都是从辅仁附中继承下来的,坑坑疤疤,特别是大圆号还打着补丁。尽管如此,在北京中学生运动会和各种大型集会上,顶属十三中最神气。
  1963年暑假,我和一凡都参加了北京中学生的“小八路夏令营”。一凡是班长,走在二班队列前头;我是白丁,加上个头矮小,混在四班队尾。从学校操场出发,走在最前面的是军乐队,阳光在铜管乐器上闪着乌光。突然间鼓号齐鸣,惊天动地。调整队列时,我和一凡交错而过,我们得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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