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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08年08月31日 16:41
那口生铁铸钟,恐怕是仅存的镇寺之宝,穿过朝代的迷雾当当敲响——我们起立坐下,上课下课。代表时间的钟声切割时间,也让人忽略时间,就在这钟声里我们嗖嗖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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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口生铁铸钟,恐怕是仅存的镇寺之宝,穿过朝代的迷雾当当敲响——我们起立坐下,上课下课。代表时间的钟声切割时间,也让人忽略时间,就在这钟声里我们嗖嗖成长

(一)
  1957年冬,我正在阜外小学读二年级。我家从阜外保险公司宿舍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我转学,就近在弘善寺小学插班。
  当老师把我带进教室,有人拍桌子,有人起哄,昏暗中,那些眼睛和牙齿闪亮。我头戴栽绒棉帽,护耳翘起,像个七品县官。他一个转学的孩子,面对的是一个陌生集体的敌意,可有谁在意这对孩子的伤害?
  弘善寺是个明代寺庙,在北京林立的庙宇中,它又小又无神灵护佑,香火难以为继,后改成小学。既然跑了和尚也跑了庙,1965年弘善寺胡同索性更名为弘善胡同,小学更名为弘善小学。
  我用“谷歌地球”(Google Earth)进入北京,如鹰向下盘旋,沿天安门、故宫、什刹海、德内大街,终于找到三不老胡同,再平移到弘善胡同。我借鼠标变焦——向下猛冲,而弘善胡同3号消失在几棵大树下。旁边是栋丑陋的现代化建筑——天宏善宾馆。我上网去查,居然没找到弘善小学的资料。
  整整半个世纪了。1958年开春,乍暖还寒。一进校门,影壁上有“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的题词。传达室旁,一棵歪脖柳树正抽枝发芽。斜穿前院,进东北角的教室,门吱嘎作响,一排小窗东歪西斜,天花板低矮。
  再转向后院,绕过由斋房改建的教室和水泥乒乓球台,来到尘土飞扬的操场。北墙根有一砖砌讲台。校长铆足了劲儿喊“升旗——”全校学生齐刷刷立正,一起高唱:“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青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上学路上要过好几关。一出大院门就是俩拦路虎,一是立在路当中的烤白薯窝棚,二是对面花枝胡同口的早点铺。烤白薯的焦糊味和吱吱响的炸锅的油烟香,基本上就让人走不动道儿了。我冲破重围,好不容易出胡同过马路,迎面又撞上小杂货铺,正把着弘善寺胡同口西北角。我下意识摸摸兜儿,咽了口唾沫继续前进。总算到了校门口,一个小贩在那儿迎候。他像古装戏法大师,摇身一变,就地摆出各种零食,有干果、冰糖、山楂片、桂皮等,让人神不守舍。此刻,上课钟声响了。
  那口生铁铸钟,恐怕是仅存的镇寺之宝,穿过朝代的迷雾当当敲响——我们起立坐下,上课下课。代表时间的钟声切割时间,也让人忽略时间,就在这钟声里我们嗖嗖成长。“一年级的小豆包儿,一打一蹦高儿;二年级的小不点儿,一打一挤眼儿……”除了蹲班的,只要刚升了级,一转身,我们就羞辱那些新生。

(二)
  我是靠说相声在全校出名的。记得那段子叫《乱形容》,先在收音机听过,后来从《曲艺》杂志上找到原本,查字典把生字一一注音,背得滚瓜烂熟。那是一个乱形容的时代,我们写作文东抄西抄,专抄那些浮华空洞的形容词。
  登上操场讲台,我头皮发麻,腿肚转筋。扩音器吱嘎的交流声给我喘气的机会。我心中默念:“就把台下当成一块西瓜地吧!”果然灵验,我口若悬河,一发不可收,把听众全都给逗乐了。一周内,我成了全校名人,无数目光迎来送往。说来做名人并无特别之处,就是闹心。一周后再没人多看我一眼:有失落,也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后来改行朗诵,背的是高士其的《时间之歌》,那是我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高士其是个身残志不残的科普作家,他的诗充满科学主义的意味。站在讲台上,我先默念“西瓜地经”,然后直着嗓门高喊:“时间啊——”
  在四年级的作文课上,我写下第一首诗,那是根据《人民日报》的几首诗拼凑成的,都是些大词儿,比如“历史的车轮向前”“帝国主义走狗”“螳臂挡车”“共产主义明天”……这恐怕是受到高士其的“时间观”的影响。
  与时俱进的代价,首先是饥饿。三年困难时期,大家课间休息凑在一起,主要是“精神聚餐”。一种流行说法是,所有好吃的东西,都被“苏联老大哥”用火车运走了。大家愤愤然,摩拳擦掌——且慢,消耗体能的结果会更饿。
  为改善伙食,学校食堂养了两头猪,在操场放养,一下课,几乎成了全校男生追逐的对象。它们被撵着满处跑,跳栏翻墙,瘦成皮包骨,两眼凶光,与其说是猪不如说是狗。在猪眼中,人类全疯了:只要钟声响起,他们从门窗一涌而出,扑将过来,一个个面目狰狞,眼睛发绿,频频发出食肉的信号。

(三)
  学校表面上归校长老师管,但地下存在着另一隐秘的权力系统,那就是暴力。
  一天,在操场旁教室的一面墙上,我和雷同学抄黑板报。那是阳光和煦的下午,槐花飘香,同学们大都放学回家了,校园静悄悄的。我们的合作最初是愉快的,有说有笑,后因版面安排发生争执,口角了几句,他突然猛冲过来,拳头雨点般擂到我头上脸上。我顿时眼冒金花,剧痛中模糊看见那因狞笑而扭歪的脸。我无限委屈,眼中噙满眼泪,强忍着,未滚落出来。
  这就是拳头中的真理。凭本能,我意识到在这丛林法则中,关键一条是寻找保护人。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李希禹,是校足球队前锋。他个儿矬且四肢短粗,其貌不扬,满脸横肉,眯缝眼儿好像总也睡不醒——静若睡狮,动则矫健凶猛,当地流氓都怕他三分。
  不知怎么回事,一来二去,李希禹成了我的保护人。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权力关系,很难说清其中因果。或许大多数同学来自底层,而他父亲是高级工程师,与我有相似的家庭背景。他家离学校不远,独门独院,有一棵让人眼馋的大枣树。他居然有自己单独的卧室,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他在家似乎很正常很随和,像个很有教养的好孩子。
  一个冬天的早上,我像往常那样,上课前一刻钟走进教室,几个同学正围着炉子烤火说笑。李希禹迎过来,递上一块据说抹了黄油的烤馒头。他的过分热情和怪笑引起我的警惕,我拒绝了。他生气说:“瞧不起我?你丫真不够哥们儿。”后来证实,那烤馒头上抹的是鼻涕。
  这件事深深伤害了我,让我意识到在这个世上,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叫尊严。我此后尽量躲着他,同时准备好任何血腥的报复。我一直处在他那半昏睡的眯缝眼的视线边缘,他似乎在掂量在犹豫……
  我们班新来个日本归侨,叫赖德生,他有个哥哥赖文龙,高一年级。哥儿俩身高体健,先靠乒乓球拍横扫全校,又打破各项比赛纪录。由于在日本长大,他们毫无城府,对地下权力一无所知,可没人敢招惹他们。他们无形中拓展的权力真空,给我带来安全感。我们住得很近,过从甚密。
  他们从日本带来最先进的技术。首先是半导体收音机,造型精巧,音质优美,尤其那些键盘旋钮,更像一个引爆现实的装置,让我有些敬畏。再就是那些日本画报上的美女,更让我浮想联翩:原来在我们的生活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

(四)
  第一个班主任是李老师。他每天早上从我家楼下准时穿过,那橐橐的皮鞋声,从纷杂的脚步中脱颖而出,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
  他又瘦又高,肤色黧黑,一脸严肃,讲话时喉结翻滚;他身穿洗旧的蓝制服,领口总是扣得严严的,黑皮鞋擦得锃亮。由于经常伤风,他动不动从裤兜掏出大手帕,嗤嗤擤鼻子,或随地吐痰(但从不在教室)。要说他吐痰,那姿势优雅无比:扭头不弯腰,嘴歪眼向前——呸!
  在枯燥的课文之间,他经常穿插些警世的小故事。有个败家子,平日爱吃肉包子,但总是把褶角咬下来扔掉,被隔壁老先生拾起收好。后家道中落,他一夜成了叫花子。有一天乞讨到邻居门下,老先生拿出个口袋给他,其中都是包子褶角,他边吃边感叹道:天下竟有如此美味!老先生说,这都是当年你扔的……说到此,李老师意味深长地提高调门,扫视全班。可惜那年头我们既无家可败,更无肉包子可吃。
  由于常感冒,李老师在课堂上向我们郑重推荐“银翘解毒丸”:“知道什么是蜜制吗?就是用蜂蜜做的,而你们就是在蜜罐里长大的。什么是蜡丸?就是用蜡密封,怕走了味儿。才两毛钱一丸,不贵,再说那味道特别……”经他一说跟仙丹差不离,全班只有我信了。
  大约两个月后,我走进阴森森的中药铺,把凑足的钢蹦儿递到高高的柜台上,得到一丸“仙丹”。我钻进小胡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剥开蜡壳,放嘴里一尝,苦得我差点儿呕吐出来……
  上五年级,铸钟换成电铃,班主任也换成董静波老师。她齐脖根短发,戴眼镜,身穿两排扣的列宁女装,既文雅又干净利索。她总是笑眯眯的,至少对我如此,我的作文总是被当成范文,显然我是她的得意门生之一。我爱上语文课,文字比算术让我更有信心。由于练书法,我的钢笔字带有颜体的力道,也深得董老师的赏识,当着全班同学夸奖。我的天空豁然开朗明亮。
  多年后,我在散文集《失败之书》的序言写道:“我小学写作文,常得到董静波老师的好评,并拿到班上宣读。记得当时我的心怦怦乱跳。那是一种公开发表的初级阶段,甚至可以说,董老师是我的第一位编辑与出版者……”
  我在课堂上经常梦游,沉浸在虚构的世界中。董老师会用善意的方式唤醒我,比如,提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把我引回到现实中来:“完全正确,赵振开,”她挥着教鞭说,“请同学们不要开小差。”
  在海外漂泊多年,我通过母亲终于找到董老师,建立了通信联系。2001年冬,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专程去看望董老师。她已满头银发,腿脚不便,终日卧床不起。
  她找出我和其他同学的毕业照,发现很难与现在的我重合。而她说话多少带河北口音,显然也与我的记忆有偏差。最后她喃喃说:“嗨,走吧,别在我这儿耽误太多工夫。”我想,她责怪的是时间。
  去年年底,我和母亲在香港九龙塘一家上海餐厅吃午饭。母亲无意中说到董老师去世的消息,我愣住,不禁泪流满面。
  在小学升中学的全市统考中,董老师负责监考。教室里静得可怕,除了刷刷书写声,就是屋顶上麻雀的喧闹。我舒了口气,为语文题的简单而暗自得意。在改错字一栏有“极积”二字,我的目光停顿了一下,又滑了过去。正好董老师从我身边经过,我能感到她的目光的压力。她拍了拍我的课桌,转身对大家说:“同学们,别粗心,交卷前再好好检查一遍。”显然,董老师这话是冲我来的。我认真检查了一遍,肯定没错,便提前交了考卷。
  因为“积极”,我差两分没考上第一志愿——北京四中。■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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