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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两篇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08年03月30日 21:28
凯旋的喜悦骤减,我惊奇于我对猎物的冷漠。它似乎也在观察我,那鱼眼中有一种冷漠,似乎是对渔夫生杀大权的冷漠。时间在对视中溜走。它死了 帕格尼尼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音乐将以一种特殊的物质形式得以保存复制流传,并在流传中出现问题:大约在他身后两百年,几个中国青年人为此有过一场血腥的斗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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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旋的喜悦骤减,我惊奇于我对猎物的冷漠。它似乎也在观察我,那鱼眼中有一种冷漠,似乎是对渔夫生杀大权的冷漠。时间在对视中溜走。它死了
  帕格尼尼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音乐将以一种特殊的物质形式得以保存复制流传,并在流传中出现问题:大约在他身后两百年,几个中国青年人为此有过一场血腥的斗殴


钓鱼

  第一次钓鱼时我十一二岁。头天下了课,我忙活了一下午。钓鱼工具是自制的:妈妈晾衣服的竹竿当鱼竿,缝衣针弯成鱼钩,一小截铅笔做浮漂。趁妈妈没注意,我最后往当钓饵的面团揉进几滴香油。一夜难眠,早起,我扛上鱼竿,向德胜门护城河进发。
  北京有句老话,说“先有德胜门,后有北京城”。德胜门在元大都时叫健德门。1368年,徐达率十万大军破城而入,元顺帝从健德门逃跑,遂改称“得胜门”。明成祖朱棣号称以德治天下,再改为“德胜门”。1420年,宰相刘伯温重建北京城,元大都北城墙南移两公里,修了城门和瓮城,扩展了护城河,廓清此后近六百年北京的城貌。北京内城有九个城门,各有各的用途,德胜门是专走兵车的。1644年,李自成在德胜门外打败明军,破城而入,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
  从上个世纪初起,随帝制消亡和现代交通的需要,北京城门楼和城墙一拆再拆,所剩无几。德胜门也越拆越小,仅有箭楼幸存。六十年代初的德胜门,周围城墙依在,但破败残缺,荒草瑟瑟。护城河从箭楼前流过。都市与农村以城墙为界,出了德胜门就是北郊,一片荒凉。在传说中,那是孤魂野鬼出没的地方。
  从我家住的三不老胡同,沿德内大街到德胜门,大约三公里,按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的平均速度,要走一个来钟头。德内大街很窄,只够两辆汽车对开错车。14路公共汽车经过这里,终点就是德胜门。那老式公共汽车在这街上显得有点儿蛮横,震得门窗玻璃哗哗响,喷吐出的一股股黑烟,瞬间被没有遮拦的蓝天吸附。
  那时主要的运输工具是骡车、马车、平板三轮车。黎明时分醒来,我能听见清脆的马蹄声,由远到近,再由近到远。如果说那年头有什么能代表北京的节奏,就是这马蹄声。
  而德内大街行至厂桥十字路口处是个大陡坡,多少改变了这节奏。下坡的车把式要事先勒勒缰绳,骡马收紧步调,马蹄铁在柏油路上打滑;而上坡的要挥鞭吆喝,甚至跳下车来助威。有一天,为了向雷锋叔叔学习,我帮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师傅奋力推车,再把全部零钱买了四个火烧送给他,弄得人家莫名其妙。事后我以日记形式写成作文,获得老师表扬。
  还是让我们回到那个钓鱼的早上。到了目的地,我已微微出汗。护城河正值枯水期,水面不过十来米宽,呈黄绿色,浑浊腥臭。我在残败的石桥下坐定,甩出鱼钩。其实对多数爱好者来说,钓鱼是一种形而上的体育运动:体力消耗量基本等于零,运动主要形式是冥想,最终目的是修身养性。“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则不属于此列。他垂钓的方式特别:直钩无饵,离水三尺。正如姜太公所说的,他钓的不是鱼,而是圣君。
  我在桥下开始坐立不安,担心鱼多饵少,争抢的局面难以应付。这担心显然是多余的——连一次咬钩的机会都没有。在鱼线附近,鱼群大摇大摆地游动,吐出一串串泡沫。涟漪交叠,如有形的回声碰撞在一起。我开始心疼我家的香油。
  毒日当空,浮漂在其倒影中团团转,晃得睁不开眼。腥臭的水蒸气升腾,向四周弥漫。我浑身燥热,嗓子冒烟。忽然间,一条小鱼向岸边漂来,离我如此之近,几乎唾手可得。我急中生智,随手找到一块硬纸板去抄它。一旦意识到危险,它摆摆尾巴向水流中心游去。坐失良机,我懊丧极了。而这条鱼又奇迹般地漂了回来。它随波逐流,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带向岸边。看来大概是病了,或昏睡不醒,只有等纸板接近时它才懒洋洋地游走。我从懊丧到愤怒,随而转向冷静。待再次出现,我计算好提前量,选取角度,终于从后面一下把它抄起来。我的心咯噔下沉,发出胜利者的呼喊。
  那条小鱼约摸三寸长,黑黝黝滑腻腻,在纸板留下的水痕扩展开来。它好像躺在床上,不挣扎不蹦达,两腮翕动。凯旋的喜悦骤减,我惊奇于我对猎物的冷漠。它似乎也在观察我,那鱼眼中有一种冷漠,似乎是对渔夫生杀大权的冷漠。时间在对视中溜走。它死了。
  我忘了带饮用水和干粮,这时才感到饥肠辘辘,口干舌燥。日影西斜,我收拾渔具。出于好奇,我掀翻坐过的石头,背阴面竟有十几条盘缠在一起的褐色蚂蟥,在阳光下游散。我吓得一身冷汗,狼狈逃窜。
  回家路上,我把鱼挂在钩上,扛着鱼竿,昂首挺胸穿过大街小巷,自以为成了全世界注视的目标。我的影子投在墙上,那鱼竿比我高两倍,挂在细线顶端的小鱼在摇晃。炊烟与晚霞一起如旗帜飘扬,向我致意。
  到了家,妈妈惊叫道:儿子你真有出息,居然钓到这么条大鱼。那正是饥荒时期。她下厨房忙碌。享有胜利者的慵懒,我靠在桌边几乎睡着了。直到妈妈端来大盘子,中间那小鱼只有铅笔头般大小,金黄脆亮。我先是一愣,随后一口把它吞吃了。■

唱片

  60年代初,父亲花了四百多元人民币,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尤其那台电唱机,无疑集当时高科技之大成:四种速度选择、自动停放及速度检测调节系统。在我的想象中,音乐是从红红绿绿的指示灯中流出来的,淹没了我们,生活变得透明,好像住在玻璃房子中。
  要说父亲并不怎么懂音乐,这件事多少反映了他性格中的浪漫成分和对现代技术的迷恋,与一个阴郁的时代形成强烈反差——那时候人正挨饿,忙着糊口,闲着的耳朵显得多余。父亲还买来几张唱片,其中有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记得刚刚安装好收音机和电唱机,父母在《蓝色多瑙河》的伴奏下跳起舞来,让我着实吃了一惊。
  《蓝色多瑙河》是一张33转小唱片,在以多瑙河畔为背景的蓝色封套上印着俄文,估计是苏联某交响乐队演奏的。这就是我西方古典音乐的启蒙教育,像孩子尝到的头一块糖。直到多年后我去了维也纳,被施特劳斯圆舞曲以及奥地利甜食倒了胃。
  “文化大革命”来了。不知怎么回事,那场风暴总让我想到黑色唱片。时代不同了,这回轮到嘴巴闲着,耳朵竖了起来。我把刺耳的高音喇叭关在窗外,调低音量,放上我喜欢的唱片。
  1969年年初,比我高一级的中学同学大理,把《蓝色多瑙河》借走,带到他落户的内蒙古大青山脚下的河套地区。同年秋天,我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看我弟弟,回京途中在土左旗下火车,拜访大理及其他同学,在村里住了两天。他们与夕阳同归,肩扛锄头,腰扎草绳,一片欢声笑语。回到知青点,大理先放上《蓝色多瑙河》。这奥匈帝国王公贵族社交的优雅旋律,与呛人的炊烟一起在中国北方农舍的房梁上缠绕。多年后,大理迁回北京,那张唱片不知去向。
  记忆中的第二张是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哥伦比亚公司78转黑色胶木唱片。70年代初,我和曹一凡、康成等人常在我家聚会,如同围着火堆用背部抗拒寒风。在这书籍与音乐构筑的沙龙中,有偷尝禁果的喜悦,有女人带来的浪漫事件,那是我们写作的开始,每个人既是作者又是读者兼评论家。那些早期作品,无疑浸染着重复了千百次的音乐。
  那是一种仪式:拉上厚重的窗帘,斟满酒杯,点燃香烟,让音乐带我们突破夜的重围,向远方行进。由于听得遍数太多,唱针先要穿过尘世般喧闹的噪音区再进入辉煌的主题。短促的停顿。康成用手势加强语气,开始阐释第二乐章:“黎明时分,一小队旅游者穿过古罗马的废墟……”夜深了,曲终人不散,东倒西歪睡去,而唱针在乐曲结尾处兹啦兹啦地不停滑动。
  一凡在家洗照片,红灯及曝光被误以为特务信号,引来警察搜查。倒霉的是所有唱片被没收,包括《意大利随想曲》。那小队旅行者进入暗夜般的档案,永世不得翻身。
  第三张是帕格尼尼第四小提琴协奏曲。这张德意志唱片公司的33转密纹唱片,是我姑夫出国演出时带回来的。他一直在中央乐团吹长笛,直到前几年退休。
  一说起那次在欧洲巡回演出的经历,他不禁手舞足蹈。特别是中国古装戏法把维也纳镇了:魔术师先从长袍马褂变出一舞台的火盆鸽子鲜花彩带,最后灵机一动,翻了个跟头,把闲置在一边的京戏大鼓给变了出来。静默片刻,全场掌声雷动。而这段趣闻,由于叙述与联想的错位,让我把帕格尼尼的唱片跟中国古装戏法连在一起,好像也是魔术的一部分。
  “文革”期间姑夫下干校,那几张好唱片总让我惦记,自然包括这张帕格尼尼,特别是封套上标明的立体声让人肃然起敬。那时谁家也没有立体声设备,毫无疑问,单声道的音响造就了单声道的耳朵,而单声道的耳朵又构成我们倾听世界的独特方式。每次借这张唱片,姑夫总是狐疑地盯着我,最后再叮嘱一遍:千万不要转借。
  记得头一次试听,大家被帕格尼尼的激情弄得有点儿晕眩。正自学德文的康成,逐字逐句把唱片封套的文字说明翻译过来。当那奔放激昂的主旋律再次响起,他挥着手臂,好像在指挥小提琴家及其乐队。“多像一只风中的鸟,冲向天空,爬升到新的高度,又掉下来,但它多么不屈不挠,向上,再向上……”
  在我们沙龙,一切财产属于大家,不存在什么转借不转借的问题。顺理成章,这张唱片让康成装进书包,骑车带回家去了。一天早上,我来到月坛北街的铁道部宿舍。我突然发现,在康成和他弟弟住的二层楼的小屋窗口,有警察的身影晃动。出事了!我头上冒汗脊背发冷。我马上通知一凡和其他朋友,商量对策。而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书信文字出了问题,各种假设与对策应运而生。那是1975年的初夏,那一天显得如此漫长。
  傍晚时分,康成戴着个大口罩神秘地出现在我家。原来这一切与帕格尼尼有关。师大女附中某某的男朋友某某是个干部子弟,在他们沙龙也流传着同样一张唱片,有一天突然不见了。他们听说某某在康成家见过,断言就是他偷走的,于是一大早手持凶器找上门来。康成的奶奶开门,他们推开老太太冲进房间时,哥儿俩正在昏睡。先是酱油瓶醋瓶横飞,然后短兵相接。由于“小脚侦缉队”及时报案,警察赶到现场,不管青红皂白先把人拘了再说。帕格尼尼毕竟不是反革命首领,那几个人因“扰乱治安”被关了几天,写检查了事。
  帕格尼尼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音乐将以一种特殊的物质形式得以保存复制流传,并在流传中出现问题:大约在他身后两百年,几个中国青年人为此有过一场血腥的斗殴。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两张完全一样的唱片是通过何种渠道进入密封的中国的,又是如何在两个地下沙龙搅动青春热血,最终交汇在一起。这肯定与魔术有关。■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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