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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老胡同1号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08年03月01日 20:33
“大院儿”分三六九等,往往与国家机器的零部件有关。虽说民主党派在个别历史时期地位有所提升,但基本属于残次品,故三不老1号的人贵有自知之明
胡同构筑的迷宫、雨后的水坑、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灯,让我这个在楼里长大的孩子心向往之。与楼房的刻板结构相比,那有一种平民的野性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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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儿”分三六九等,往往与国家机器的零部件有关。虽说民主党派在个别历史时期地位有所提升,但基本属于残次品,故三不老1号的人贵有自知之明
胡同构筑的迷宫、雨后的水坑、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灯,让我这个在楼里长大的孩子心向往之。与楼房的刻板结构相比,那有一种平民的野性与自由

(四)
  要想标明三不老胡同1号在北京社会版图中的位置,就得从“大院儿”与“胡同”说起。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般说来,“大院儿”是居庙堂之高的外来户,“胡同”是处江湖之远的原住民;“大院儿”代表权力,“胡同”贯穿历史。两者间的对抗与消长,构成1949年后北京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当然问题没那么简单,真正的高官宁可在胡同深居简出。比如,我们大院儿的住户就多是中下层干部,而民主党派的大佬们则跟着执政党隐身胡同,相濡以沫,即使削官革职,照样好吃好喝,难怪其后代自称“最后的贵族”。
  “大院儿”分三六九等,往往与国家机器的零部件有关。虽说民主党派在个别历史时期地位有所提升,但基本属于残次品,故三不老1号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这种等级意识体现在发声学上,特别在文革期间,人家自报家门时中气十足:“中直的!”“计委的!”“海军大院儿的!”轮到我们,就像含着大枣似的:“三不老的。”
  那时候市内楼少。三不老胡同1号在当地是标志性建筑,方圆三五里抬头便是。我在弘善寺小学读书,同学多来自底层。到同学家去玩,家长问及住处,同学抢先回答:“人家三不老大楼的。”家长翻着白眼打量我,好像我是权力中心的使者。对国家机器的零部件及残次品,平民百姓并无鉴别力。
  胡同构筑的迷宫、雨后的水坑、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灯,让我这个在楼里长大的孩子心向往之。与楼房的刻板结构相比,那有一种平民的野性与自由。
  夏天,公用水龙头旁,半裸的男女插科打诨,孩子追逐嬉戏。沿墙角拐进小院,房屋歪斜,角落堆满碎砖破瓦。那有另一种生活:祖孙三代挤在一起,骂骂咧咧,可粗砺的外表下是深深的依恋;还有左邻右舍那份真心的关切……从胡同深处回望,我竟会对大楼产生隐隐的敌意。这无疑和青春期的反抗有关:大楼代表着父权和秩序。
  大院儿的孩子深入胡同是要冒风险的,弄不好会遭辱骂甚至暴打,除非你有几个真正的胡同朋友。
  关铁林是我小学同学,一度与我来往甚密。他住在附近一条死胡同的小院里,大楼遮蔽了其中的阳光。他母亲因病早逝;父亲是救火队员,三班倒,很少在家。不知为什么,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家的旧铜脸盆,坑坑疤疤,就像一件传家宝。下了课,他点火生炉子,把烧好的热水倒进铜盆,用手指试试水温,慢慢把双手浸泡进去, 惬意地闭上眼。也许那就是他所失去的母爱。
  有一次我跟他吹牛,说我父亲的字写得多么棒。他吃惊地看着我。关于他父亲呢?他沉默了。至少在现实层次,写字与救火是不对等的——在大火中爬高等于玩命。他不能再失去父亲了。
  另一个胡同朋友的名字我忘了。他是我小学同学,家住后海河沿。他父亲是街头小贩,摆摊卖糖果针线兼营小型赌博业。那是个分格木盒,糊上窗户纸,缴两分钱用手指捅进小格,或空空如也,或糖果玻璃球之类的奖品。我每次志在必得,道理也简单:他儿子把秘密先透露给我。

(五)
  文化革命爆发那年我17岁。我就读的北京四中处于风暴的中心。6月中旬,《人民日报》发表了我校和女一中部分高三同学写给党中央的信,要求停课闹革命并自愿放弃高考。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坎,而期末考试在即。
  学校突然宣布全面停课,我欢呼雀跃,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彻底失败,也为自己跨越数理化的全面胜利。文化革命于我,最初是一场青春的狂欢节。每天醒来,我都不踏实,担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狂欢节很快转成血腥的悲剧。三不老胡同1号这条大船首先发出求救信号。谁也没料到,本楼首席行政长官葛志成的家首当其冲:他夫人、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被关在学校,因忍受不了拷打,8月22日凌晨自缢。紧接着,一凡的家被北航红卫兵抄了,他父亲曹葆章被遣返回四川原籍(几年后郁郁而死)。
  我们大院儿几乎成了北京抄家的首选目标,鸡犬不宁。3号楼的赵君迈,这位辽沈战役被俘的国民党长春市市长,每天早上在院里舞剑,飘飘然,好像在练习升天。那天红卫民抄家时,他试图反抗,差点儿被当场打死。看来他已做好升天的准备。
  各楼门口贴出告示,宣称全体居民都是反革命,订于某日某时全部抄家,无一幸免;并勒令先缴出“四旧”,否则格杀勿论。于是我们先自行抄家,把涉嫌“四旧”的书籍物品送到居委会,包括一副象牙麻将,多年后父亲提起来还心疼。大限到了,扬言抄家的红卫兵却无影无踪。一场虚惊。
  那年夏末某日,轮到我到传达室值夜班。看大门的伍大爷被扫地出门——据说是逃亡富农而遣返回乡。至今我还记得他模样:黧黑瘦高、秃头、背微驼,身着白粗布褂黑缅裆裤,如同收进布袋里的弓。他带河北口音的嗓门特大,后来几个看门的用扩音器都远不可及。
  这昏睡的传达室终于醒来,见证了暴力和苦难。就在那天深夜,一个住2号楼的少女向我哭诉。天一亮,她和家人就要被押上火车,永远不准再回北京。在昏暗的灯下,她嘤嘤哭泣,目光充满了乞求,好像我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血雨腥风的时刻过去了,生活照旧。而“文革”终于给民主党派带来实践民主的机会。民进中央连同司机勤杂总共二十来号人,按民主的游戏规则分成两拨。父亲忙着写大字报,打笔仗,乐此不疲。成人世界势不两立,而孩子们照常来往。
  与国家大事进行曲的主旋律相平行的,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变奏:收集纪念章、打鸡血、甩手疗法、养热带鱼……由于大联合,民主实践告一段落。急流勇退,父亲迷上了攒半导体。
  那时主要燃料是蜂窝煤。每月最后那个星期日的上午,由煤铺工人蹬平板三轮,挨家挨户送货上门。赶上“文革”,工人造反了,不再为资产阶级服务,一筐筐蜂窝煤卸在楼门口。一筐蜂窝煤六七十斤,无壮劳力的人家傻了眼,那阵子招女婿,估摸先得过搬蜂窝煤这一关。
  趁“文革”之乱,一家废品收购站连同破烂,悄么悄声地侵占了大院儿东头的篮球场,后来证明是极有远见的:六十年代末的全民大迁徙带来无限商机。而在我们同学中正兴读书热,我和一凡去废品收购站反收购,拦截顾客,筛选当废纸卖掉的旧书;甚至用介绍信蒙混过关,直接钻进废纸堆淘宝。
  在全民大迁徙的同时,北京开始挖防空洞。我们大院儿再次大兴土木。首先遭殃的是那些杨树。十年工夫,它们窜得可真高,而转眼间全部砍伐,如风帆垂落。

(六)
  1969年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前往河北蔚县开山放炮。一年后,转到北京房山的工地,每两周大休回家一次。那时父母弟妹都在外地,我家成了聚会的中心。拉上厚重的粗布窗帘,三五好友,读书、写作、饮酒、听音乐,当然还有爱情。那些出没的女人,构成沙龙运转的神秘动力。
  而我们的行踪,早在大楼居委会的监视中。一天夜里,一凡在家冲洗照片,红灯和放像机的闪光被当成发信号,小脚侦缉队立即报告西城公安局。警察破门而入,一无所获,最后没收了我借给一凡的一摞古典音乐唱片。转眼间人去楼空,三不老胡同1号门可罗雀。废品收购站也随之生意萧条,一度洪水般泛滥的破烂,变戏法般缩进几个箩筐中。
  我们把地下男高音康健请到我家。他头大如斗,脸色红润,像一轮夜里的太阳,照亮我家的小屋和客人。他笑起来都带着共鸣,震得玻璃哗哗响。待他高歌《伏尔加船夫曲》,满堂失色,三里开外都能听见那警世洪钟:“踏开世界的不平路……”
  1973年初,父母从湖北干校搬回北京,沙龙不得不转移阵地。通过父亲,我结识了1号楼的翻译家冯亦代伯伯;再通过冯伯伯,我结识了更多的书和人。我常到他家小坐。冯伯伯像他的烟斗般镇定,思路和烟缕一起上升。穿围裙戴袖套的冯妈妈,奔忙于炉灶与字典之间。她几乎失明,从厚厚眼镜片上迷茫地看我,或手持放大镜帮冯伯伯锁定某个词的含义。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带来四人帮垮台的好消息,当时冯伯伯正在厨房用毛巾擦拭后背。于是他和历史一起转身。
  1975年夏,我们家买来一台红灯牌9吋黑白电视。这可是全楼的大事,此前仅葛志成家有。每天晚饭后,左邻右舍自带小板凳涌进我家,欢声笑语。那台电视供放在五斗橱正中,被团团围住,等于大家共看一本小人书。关键时刻出现信号干扰,父亲连忙转动天线,待画面恢复正常,得,敌人已被击毙。
  随着技术更新,9吋电视前又加上放大器,画面变形,坐得越偏变得越厉害,影响对正面人物的理解。好在那年头人不挑剔,有声有影足矣。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的好处是,欲望不多不少,就像自己的衣服那么贴身。
  1978年年底,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杂志。部分装订工作是在我家进行的,一摞摞油印纸页从床铺到地上,散发着一股油墨味。门庭若市,我手忙脚乱,居委会跟着加班加点。客人中有几位新朋友,后来成了《今天》的中坚。
  1980年秋天我结了婚,从三不老胡同1号搬走。
  
(七)
  2001年年底,因父亲病重,我回到阔别13年的北京。
  一凡开车带我回三不老胡同1号。这梦魂萦绕的家,如今难以辨认:楼房低矮,窗户狭小,外墙刚粉刷过,仍难掩衰败之相。据说它已到了建筑年限,是该拆掉的时候了。
  我们拜访了老邻居们。首先是434庞家。邦本大哥开门迎候,他头发花白,挺拔如旧。他已再婚,是啊,大嫂去世好几年了。他告诉我,她死前惟有我的诗集放在枕边,让人黯然神伤。邦选现在是一家投资公司董事长,衣着举止,都表明社会进步的大方向。是啊,人家只在插队时,才与我们这些草寇为伍。大哥张罗着要搞一次聚会,把全楼的孩子都请来。是啊,家已租了出去,这正合我意,免得触动记忆中的那个角落。
  与邻居们告辞,暮色四起。在原防空洞的位置,盖起标准化楼房。往前推32年,那些杨树,正等着被砍伐的命运;往前推42年,那些太湖石,正被吊进卡车,运往兴建中的军事博物馆;再往前推600年,郑和凭栏眺望后花园的假山,暮色中掌灯,鸟归巢,万物归于沉寂。■(下)
  
  北岛:诗人,现居香港
  本文上篇刊发于本刊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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